笔者以为，哈贝马斯理论同其他民主和法治理论一样，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整合的"处方"并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整体照搬和强行付诸实践，而应吸取其中的精华和具有普适性的要素，用以思考和改进中国的民主和法治。

通常先是在革命后建立起一个国家，颁布一部确认某些基本权利的宪法，然后才逐渐在民主的过程中和法治的架构下充实权利的内容，扩大权利保护的范围，完善权利救济的机制。为了向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迈进，把国际关系变成"世界内政"，他提议首先对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

但他同时认识到，人权应通过社会契约加以法律化，通过人民的自我立法得以具体落实。（3）创建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在他看来，主观权利与客观法不存在地位孰高孰低的问题，它们本来同源同根，即都源于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和相互承认。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提供可靠的人权保护和有效的人权救济而言，仅仅具有"宪法爱国主义"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解决全球的关键在于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政治格局的制度范式，其中主要的途经是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转变成"世界内政"。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表明，民生问题只有通过民主过程才能有效地解决，只有采取民权的形式才能落到实处，仅仅依靠政府体察民心、体贴民情和顺应民意是远远不够的。

哈贝马斯以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基础，从社会成员横向关系的角度建构了基本权利体系，为权利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关于私人自主，哈贝马斯着重梳理了近代以来德国学界有影响的主要观点。[38]在政治哲学史上，博丹将此单一的权力中心归结为君主，卢梭则通过其公意学说将君主替换成人民。

参见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464—468。但即便如此，假如法院认定立法性规则的制定存在任意、专横等因素，依然可以将其否定。仅有一部分的下位法条文内容可以在上位法中找到对应的表述，更多的情况是上位法表达了模糊的原则，甚至提及两个相互冲突、需要平衡的价值方面，或者只是泛泛地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规则。

[37]或者反过来说，具有正确性的命令产生于被赋予绝对权威的人民。参见唐烈英：论法律效力与法律约束力，《现代法学》1995年第2期。

[25]The validity of something such as a result or a piece of information is whether it can be trusted or believed. [26]A binding promise, agreement, or decision must be obeyed or carried out. [27]A valid legislative rule has the same binding effect as a Statute. See Richard J. Pierce, Administrative Lauj Treatise, Vol.1，ASPEN LAW BUSINESS, 2002，p.316. [28]See Thomas J. Fraser, Interpretive Rules: Can the Amount of Deference Accorded Them Offer Insight into the Procedural Inquiry，90 B.U.L. Rev.1303(2010). See also David L. Franklin,Legislative Rules, Nonlegislative Rules, and the Perils of the Short Cut，120 Yale L.J.276(2010). See also Randy E. Barnett,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3，No.1(Jan.,2003)，pp.111—148. [29]根据Adela Cortina的论述，Validity的产生乃是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综合作用的结果。按照规定，行政规则具有外部效果者就应当公布，此时并不存在信赖。尊重并不意味着服从，建议与命令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并不具有断然性的特点。[65] 中国法院对于专业性规则或者标准的尊重已经类似于对法源的尊重。

而当我们在权威性的维度上运用效力概念时，我们是指通常像这样制定出来的规范，无论其内容如何，人们都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原因在于该规范本身具有权威性。（二）正确性效力与权威性效力含义之不同 根据上述归纳，中国法理学界对于法律效力的探讨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正确性效力与权威性效力概念区分的轮廓，但仅仅进行了理论上的推理与设想，并未试图将这种区别在制度实践中继续深化。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这种理论转向同样反映了人类内心中的某种渴望，即对确定性的渴望。

[63] 虽然非属法源的规范性文件在各国的法学理论的描述中地位低下，但是如果该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符合上位法，那么其被司法机关接受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扩展法律效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各种不同规范的权威性，从而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威性效力。若国会意图不明确，则行政机关通过公告—评论程序发布的解释对法院产生表示尊重含义的binding effect。

所以，行政机关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应和它关于事实问题的判断一样得到法院的尊重。但更受法院尊重的规范并不必然优先适用，它仍然有可能在法院的审查之后遭到否决。[18]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综合，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同时解决合法行为发生说和特定事实来源说的困难。而对于法律问题的处理，如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含义的究明，大多数时候需要解释者从中做出价值判断。总之，合法的行为或规范才具有法律效力。[41]（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86。

[35]由此可见，权威是指一种正确的可能性，而不是正确性本身，权威一词在使用时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抽象化的影响力，而不反映人类理性的作用。[16]特定事实来源说刨除了法律效力中的内容合法性因素，将效力的来源定位于规范性文件产生的方式和规范性文件自身。

[2]显然，合法有效，违法无效中所称的效力和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中的效力并非同一概念。176 U.S. App. D.C.373. [65]参见黄舒芃：《行政命令》，台湾三民书局2011年版，页54。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validity的核心含义为可信性，[25]而binding 的核心含义强调其对象必须服从，[26]前者更多体现一种规范内容上的特点，后者更多突出一种规范形式上的特点。这种权威类型从家长主义或父爱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资源。

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与此同时，基于现代政府的专业性管理能力，行政机关又具有一种弱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型权威，即理论权威。与此相对应的形式正义，即抽象正义，是指舍弃了具体内容和特殊情况的一般正义，也就是对每个人同样地对待。不会存在没有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同样，缺少了合法行为，法律效力也是不能成立的。

在科层体系中，上级的命令并不具有一种拟制的正确性，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制度权威。这似乎有司法代替行政之嫌，成为了法治国原则在现代社会的过度体现。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仅仅认定北京市质监局具有制定地方性标准的权力，因此就判断该标准是合法的。[70]那么对于非属法源的规则来说，它们的权威性效力又当如何判断？本文作者认为，此时应当结合此类规则权威的性质进行讨论。

同时，从美国、德国和中国的司法实践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即便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无法在上位法中找到明确依据，法院对它们，尤其是运用专业知识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仍然保持了高程度的尊重，以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审查行政规则中的合理性问题。对于尊重对象所进行的理性审视的内容依据是开放的，并不一定像服从那样限于某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

典型的比如一名内阁部长的权威并非其本身所固有，而是来源于授权于他的政府首脑或者议会。相反，如果法律对于某个特定问题保持沉默或者语焉不详，法院需要处理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回答是否是一种对于法律可以被容许的解释。注释: [1]相关学者的论述同样指出了法律效力应具有的特点与法律规范背后国家强制力的物质力量不同，法律效力的‘力并不是指物理上的‘力的概念，没有量的区别，没有强弱之分。[71]而随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坚持议会中心的法治主义显然无法应对当前复杂的现实，以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指示法律渊源无疑会导致大量发挥实际社会管理作用的规则在社会中消失。

规范具有效力则意味着所有主体必须要遵守规范的规定，因为规范本身乃是正确性的代表。四、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下的司法审查方式 区分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并非是单纯的文字游戏，此二分法有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规范所具有的法律上的力。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充斥着浓厚的自然法氛围，正确性即意味着具有实质性的正义概念，虽然不同作者的表述并不一定一致。正如前文所述，拟制的正确性产生的源头并不是一种具有实质内容的正义原则，而是某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特定主体的意志。

对法院来说如此，对普通公民来说亦如是，因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公民可以通过制度允许的方式对相对制度权威的命令提出挑战，除非遇到绝对制度权威，他们才需要服从。[61]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秉持这一理念，认为不属于法律渊源的规范性文件对法院不具有约束力。